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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生網總編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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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百度 編輯:無 發布時間:2019-03-10 11:09
摘要:1931年4月25日晚,國民黨中統機要秘書錢壯飛正獨自值班,突然收到來自武漢的六封特急絕密電報。錢壯飛冒險截譯之后不禁大吃一驚:黎明被捕并表示歸順黨國……“黎明”即中共中央負責機關保衛工作的特科負責人之一

1931年4月25日晚,國民黨中統機要秘書錢壯飛正獨自值班,突然收到來自武漢的六封特急絕密電報。錢壯飛冒險截譯之后不禁大吃一驚:黎明被捕并表示歸順黨國……“黎明”即中共中央負責機關保衛工作的特科負責人之一顧順章的代號。身為中共地下黨員的錢壯飛立即不動聲色地開始布置……顧順章的出賣,令武漢中共黨組織全軍覆沒,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也隨即被籠罩在白色恐怖中。

上海街頭一幢二層小樓,一位中年男子從懷中拿出兩根金條,交給一位年輕人,并鄭重地交代著什么。不久之后,幾家不起眼的家具木器店、米店、南北貨商店等小商號悄然出現,遠在南方的汕頭也多了一間頗有規模的藥房。遍布全國的國民黨密探們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們眼皮底下,大量的財物,甚至電臺、藥品、文件等違禁物資,以及他們夢寐以求的中共重要人物,都在這些看似生意紅火的小商號中,被順利送達中央蘇區。

兩個神秘人一位是中共特科新負責人陳云,一位就是年僅23歲的秦邦禮。秦邦禮利用陳云提供的兩根金條,搭建了上海和汕頭兩個關鍵地下交通站,建立起一條到江西蘇區的絕密交通線并成功運作了4年,不僅為中央蘇區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也開啟了老一輩華潤人創建商業機構,服務于國家和人民的革命生涯。

黎明之前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外一聲槍響,日寇撕去最后的“矜持”,開始全面侵華。各界激憤求戰之音響徹中華大地,以國共兩黨為核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此達成。

全球援華機構、抗日力量也同仇敵愾,將捐贈的抗戰資金和物資從四面八方匯回國內。但令人心寒的是,這些錢物經國民政府撥給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僅百分之一二。為改變現狀,香港八路軍辦事處在宋慶齡、何香凝女士的配合下,成立“保衛中國同盟”,在香港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募捐活動。但是,如何能讓這些寶貴的財產,避開敵對分子的破壞和軍閥、地痞土匪的覬覦,安全送到黨的軍隊中去呢?

1938年夏,秦邦禮化名楊琳出現在香港的街頭。此次來港,他臨危受命。首先,協助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把保盟轉來的募捐款和物資及時運往武漢辦事處;其次,做好秘密財政工作以及利用商業活動掩護急需戰略物資采購。

>1939年,宋慶齡與保衛中國同盟中央委員一起前往香港碼頭察看支援抗戰物資裝運情況

于是,一間并不起眼的貿易商號在中環開張了。明面上,“聯和行”經營港、粵地區的土產,但實際上,這里秘密保管及運輸保盟募捐的財物,并采購前線急需的無線電器材、西藥、馬達、汽車配件等物資,千方百計發運到抗日前線。隨著戰事的進展,他們必須不斷改變運輸線路,除了傳統的經廣東北上的交通線,還開辟了輾轉越南和緬甸的滇越公路線和滇緬公路線。這一路不僅山高水遠,還隨時面臨日軍的炮火和轟炸。

>1938年的香港街頭

1941年12月10日,香港淪陷。聯和行不得不中斷工作,迅速撤離。為及時轉移財產,并協助解救800多名文化名人,楊琳匆忙中與妻兒分離,從此杳無音信,直到抗戰勝利。離開香港后,他依然輾轉廣東、廣西等地,繼續為組織經營產業獲取經費,建立新的地下交通站。

轉眼五年滄桑?谷諔馉巹倮,內戰前夕,中央急需恢復在香港的對外貿易據點。1947年春天,香港德輔道(中)交易行大樓的二層又多了一塊“聯和進出口公司”的招牌,公司經理是一口吳儂軟語的“楊先生”。剛開始,由于組織上沒有資金投入,生意一時很難展開,日常開支都很難維持。楊琳一面積累人脈和信譽,一面也暗自著急,但不久之后,傳來了喜訊。同年,錢之光在大連組建了中華貿易總公司,并大膽開發了新航線,將東北解放區的出口貨物用蘇聯貨輪經朝鮮運送到香港。當1000噸大豆,以及中藥材和黃狼皮等東北土特產,還有中共東北局撥給聯和公司的一批黃金抵達香港時,楊琳真是喜出望外。從此,東北解放區與香港的貿易線就此打通,豐富的東北優質土特產被源源不絕地運至香港。

>華潤前身“聯和行”(Liow & Co)于香港成立,創始人楊廉安

這條航線成功開通的意義不僅于此,菜籃子,因為在內戰正面戰場,解放軍站穩腳跟后開始局部反擊,對物資補給的要求很高,而解放軍的補給線——那些百萬支前民工小輪車上源源不斷的炮彈和藥品,大部分來自這條源于香港、輾轉朝鮮的貿易“動脈”。

在中央的統一指揮和東北局的支持下,錢之光和楊琳在大連和香港兩地開始了大規模的海外貿易活動。據記載,在1947年,東北僅大豆的可輸出量就為200萬噸,用3000噸的船運輸,可以裝600多船,加上其他土特產,貿易規?梢娨话。

1947年12月圣誕節,公司員工及家屬舉辦了一次聚餐,大家歡聚一堂。 看到公司的發展,楊琳無限感慨。他說:“‘聯和公司’這個名字當初是以我的名字‘廉安’命名的,在無錫話里,這兩個詞諧音,F在,公司發展了,要給公司重新起一個響亮的名字!

>1947年,錢之光(中)和奉命發展海外貿易的部分同志合影

經過多方商議,在中央領導的同意下,聯和行改組擴大,1948年12月18日,以中華之“華”、潤之之“潤”命名的華潤公司正式掛牌,注冊資本500萬港元。

突破封鎖線

1948年上半年,抗日戰爭勝利時中國所面臨的“兩種命運、兩種前途”已涇渭分明:國民黨的戰事已是強弩之末,其策劃和制造的“較場口慘案”、“下關慘案”、“李聞慘案”等一系列慘案,使民主黨派從“第三條道路”的幻夢中清醒過來。與共產黨團結合作,一起推翻國民黨獨裁政權,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成為各民主黨派的共同愿望和自覺選擇。5月1日,中共中央向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社會賢達發出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在香港的民主黨派負責人李濟深、沈鈞儒、章伯鈞、馬敘倫,以及無黨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立即作出反應。他們聯名致電毛澤東,熱烈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同時發表通電,號召國內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進,完成大業”。

>1948年8月,毛澤東為召開新政協電復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這是當時香港《華商報》刊載的消息

怎樣才能把旅居香港的民主群英盡早地、安全地接送到解放區,始終是擺在周恩來面前煞費苦心的重大問題。幾經考量,利用中華貿易總公司和聯和公司已經打通的海上商業通道,并以商業海上運輸為天然掩護,成為香港民主人士北上最可靠的方式。8月2日,周恩來致電錢之光,要他以解放區救濟總署特派員的身份盡快去香港,會同中共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完成這項緊迫、重大的政治任務。為此,中央決定,由錢之光擔任華潤公司董事長,楊琳任總經理,實行統一領導。

為確保北上安全,錢之光和楊琳從秘密聯絡組織有關民主人士、選擇不同的登船路線,到貨船離開香港水域前可能發生的種種不測,行船途中可能遇到的各種問題,都作了具體分析和縝密的部署,中共香港分局專門安排負責同志全程護送。

在四次北上護送行動中,尤以李濟深等人的歷程最為困難復雜。行動尚未啟動,嗅覺靈敏的香港媒體紛紛傳聞“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即將北上”,形勢變得更加緊張。

>1948年12月,攝于“華中輪”北上途中。右起:侯外廬、郭沫若、許廣平、周海嬰

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是,不僅港英當局極為看重李濟深,希望他能夠留在香港,成為自己手中的一張“有用之牌”,以備政治上的不時之需;而蔣介石、白崇禧的兩方人馬也都想拉攏李濟深。因此,各方勢力都對他進行嚴密的監視。其次,前兩批民主人士的離港,已經引起了多方面關注。

在沿途港口城市,國民黨特務猛增,香港水域還出現了國民黨的巡邏艦。如何保證包括李濟深在內的每一位民主人士隱蔽、安全離港,從中央到香港都積極地思索、準備著。

1948年12月25日圣誕節當天,李濟深特意發帖邀請港英警方政治部主任黃翠微夫婦來家歡度圣誕,并找了一些人作陪。這令負責監視李濟深的黃翠微確信他近期沒有離開香港的打算。 26日,香港仍然沉浸在節日的歡樂氣氛中,李濟深的寓所也熱鬧非常。像平日宴客一樣,主人忙著招呼賓客,賓主頻頻舉杯,談笑甚歡。晚宴開始不久,李濟深離席到洗手間去,隨即悄悄出了家門,在距離寓所20多米遠的地方,一輛小轎車戛然停止,李濟深迅速上了車,在夜色的掩護下遠去……

>1949年1月,到達解放區的沈鈞儒(左一)、李濟深(左二)、郭沫若(左四)等在沈陽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及人民解放軍總部,撤出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向著北平進軍。3月25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黨中央領導人在西苑機場舉行了隆重的閱兵式,同首都各界代表見面,其中就包括從香港北上的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茅盾等重要民主人士。6月,新政協會議在北平勝利召開。正是這些民主人士的回歸,才使會議能順利通過《共同綱領》,并選舉產生了國家領導人。

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華潤公司整體貿易規模也不斷擴大。經請示中央,華潤買下一艘掛巴拿馬國旗的3000噸客貨輪,取名“東方”號,由廈門港引水員、廈門地下黨工委書記劉雙恩任船長。在接下來的“海遼輪”起義中,劉雙恩恰好起到了關鍵作用。

上海解放后,國民黨主管海運的招商局被我軍管會接管。而其管轄的100多艘海輪中,有70多艘去臺灣送貨后被扣留;上海軍管會只接收到30多艘小海輪;還有13艘停泊在香港,其中9艘為3000噸大海輪。中央指示港澳工委,抓緊策反工作,不要讓余下的船只再駛向臺灣。

海遼輪是招商局滯留香港船只中的一艘大海輪,船長方枕流是劉雙恩以前的大副,思想進步。香港工委副書記潘漢年和時任華潤公司董事長的楊琳商議,決定通過劉雙恩開展策反工作。當得知劉雙恩的身份后,方枕流非常激動,愿意為解放事業盡力。經香港分局批準,成立了由船長方枕流、報務主任馬駿、二副席鳳儀組成的海遼輪起義小組。他們秘密發動,精心準備,等待時機,把船開往解放區。

9月19日下午6點,香港招商局下班后,海遼輪未曾拉響汽笛就起航,乘夜色闖過鯉魚門。9點整,全體船員集合,方枕流果斷宣布海遼輪起義!由于事先做了大量的秘密發動工作,局面很快穩定下來。海遼輪按事先選好的安全航線加速駛向菲律賓北方的巴林塘海峽。新任大副席鳳儀率領船員偽裝了船形,涂掉船上所有的“海遼”字樣。馬駿指揮報務員兩次向汕頭招商局佯報:“海遼輪主機故障,在通安灣拋錨修理!”

28日清晨,一艘漆有“安東尼號”標志的海輪突然出現在大連灣,拉響了破曉的汽笛。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停泊于大連港的海遼輪升起了鮮艷的五星紅旗。10月24日,毛澤東主席發來電報,電賀海遼輪船長方枕流起義成功,并嘉勉全體船員。

>1949年9月,華潤成功組織了“海遼號”起義,策劃參與了“兩航”起義,為鞏固新生政權發揮了重要作用。1949年10月1日下午2時半,方船長命令全體船員在后甲板上集合列隊。3時整,伴隨著收音機里傳來的《義勇軍進行曲》,海遼輪上與天安門同步升起了新中國的五星紅旗!

海遼輪成功起義,極大地鼓舞了滯留在香港的船員。10月14日廣州解放后,楊琳奉命赴廣州,向華南局第一書記葉劍英詳細匯報了香港“兩航起義”和國民黨招商局滯港輪船起義的準備情況。11月9日,中央航空公司、中國航空公司在香港宣布起義。這一切使那些尚在猶豫觀望的船員幡然醒悟。1950年1月15日8點整,停泊在香港的海廈輪、蔡鍔輪、鄧鏗輪、成功輪、登禹輪、中106IST登陸艇、民302拖輪和民312拖輪等13艘輪船同時拉響汽笛,香港招商局及13艘輪船的600多名海員,在經理湯傳戶和副經理陳天駿的率領下宣布起義。到1950年10月,總載重量為4萬噸的13艘滯港輪船已全部開回上海黃埔港。

可以說,這是華潤發揮自己的獨特作用,為新中國獻上了一份最好的“賀禮”。

打開貿易之門 

1951年5月19日,一艘滿載著3700噸橡膠的英國輪船正向中國領海航行,它從新加坡出發,目的地是廣州灣。這是華潤公司從新加坡愛國商人處緊急采購的戰略物資,只要進入我國領海,這批貨就安全了。

突然,兩架英國戰斗機迅速追來,盤旋于輪船上方并通知船長:“這條船被英國政府緊急征用,馬上向回行駛直到見到哥錫克軍艦!

英國船長不得不調轉船頭,因為在戰時國家征用的名義是不可違抗的。此后,這3700噸橡膠被押運回新加坡,就地拍賣,隨即輪船被解除征用。這赤裸裸的欺辱還沒結束,新加坡當局隨后抓捕了與此次貿易有關的華潤派駐職員及家屬、愛國商人等人。在中國的外交交涉和營救下,被扣押人員半年后才獲得釋放卻被驅逐出境,而那些愛國華僑的家產和企業也在這場劫難中損失殆盡。

>1951年,楊琳參加活動時的照片

在世界經濟格局中,新中國在誕生初期并沒有取得應有的地位和尊嚴。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打響后,美國為達到對朝戰爭取勝的目的,操縱聯合國,對各國施壓共同實施對華全面封鎖和禁運!皼_封鎖,反禁運”成為新中國在經濟和外貿領域里開展的一場聲勢浩大的練兵運動。

華潤公司作為先遣部隊,在封禁初期,充分利用各國跟隨美國節奏不一致的時間差, 展開了一場與時間賽跑的“搶購搶運”熱潮,盡可能多地進口物資。因為華潤人深知,百廢待興的祖國一窮二白,需要大量生產、生活資料和戰略物資。他們首先幾乎買光了香港市面上的可用商品、藥品和物資,買光了東南亞市場的橡膠、輪胎、化工原料現貨,大量進口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棉花;也曾在特務的監視下,讓內勤和外勤人員化裝成老百姓,采購石油,香港群眾幫助放哨。他們還以波蘭為“根據地”,建設了一條穿越了東半球的海運線,與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以“易貨貿易”的方式互通有無,跟霸權國家打起了“海上游擊戰”。

在舉國上下的支持下,華潤成功地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國“愿以和平代替戰爭,以貿易合作代替政治對立”的外交政策和外貿姿態,以最大努力維護國家主權和經濟利益。

1952年,中央決定將所屬企業移交國家,華潤自此歸屬國務院外貿部管理,并成為中國各進出口公司在香港的總代理。1954年德信行、五豐行和深圳南洋貿易公司并入華潤,公司得到進一步改組和擴大。

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以后,國際社會對新中國的態度也開始有了微妙改變。雖然依然被歐美實施封鎖,但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廣泛影響,新中國的聲譽日益提高,除美國以外的許多西方國家開始謀求與中國的貿易往來。盡管沒有建立外交關系,但是許多國家的朋友來到香港,先與華潤公司取得聯系,希望通過華潤搭橋,與中國建立正常的貿易往來。

>1956年華潤總經理張平在廣州與外貿部駐廣州特派員嚴亦峻和外貿部出口副局長舒自清商談舉行首屆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籌備事宜,在廣州沙面特派員辦事處前合影

1955年10月,一家名為香港和義公司的英美合資公司負責人到訪華潤,希望訪問中國并洽談貿易。幾乎同時,英國駐香港商務專員邀請華潤公司總經理張平去英國參加英國工業展覽會。

這些新跡象是積極的,華潤人可以敏銳感知。因為受到封鎖以來,華潤派往西方國家業務員遭受各種冷遇和刁難,而現在其他國家的代表和企業主動伸出的橄欖枝,表明世界形勢正朝著對華友好的方向發展。在受到上級部門批準后,張平一行于1956年4月抵達倫敦,并在機場受到了英國相關方和企業界的熱烈歡迎。此后英國的數十家企業與中國建立起了穩固的貿易伙伴關系。展覽結束后,張平一行遍訪歐洲,先后訪問了法國、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瑞士、意大利、德國、奧地利等。在訪問期間,國內通知張平一行下定單,采購了100輛奔馳轎車、5萬余只手表等商品,在西方國家引起了轟動,強勁的購買力讓他們看到了新中國的無限潛力。

>1956年,張平一行在西德奔馳汽車公司購買奔馳車100輛

華潤公司的這次歐洲之行向西方國家展示了新中國的貿易立場和外貿方針,也給歐洲商界留下了美好印象。從此,華潤代表新中國大踏步走進西方世界,展示著新中國的風采。而接下來,華潤又代表國家走遍了亞洲、歐洲、北美洲、拉丁美洲、澳洲和非洲。每次出訪歸來,華潤代表團帶回的詳實總結匯報材料,其中的信息成為我國制定外貿和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據。

60年代,華潤利用廣泛的海外貿易網絡,及時為國家采購到大批糧食,緩解了經濟困難時期各大中城市的糧荒。70年代,華潤不僅是新中國獲取外匯的主要渠道,還以貿易促外交,成功推動了菲律賓、泰國等與我國建交。

>1954年國慶節大合唱

建國初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承認新政權,中國的貿易伙伴局限于蘇聯和幾個社會主義陣營國家,正是通過香港這扇大門,中國才打開了通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通道。直到1980年代中期,華潤一直是中國進出口貿易公司在港澳及東南亞的總代理,保證香港市場供應,協助內地制訂對港及海外出口計劃、擴大出口,銜接貨源并建立銷售網絡,與世界各國加強貿易聯系,進口內地所需商品,賺取外匯,為計劃經濟年代的中國外貿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守望香江

>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華潤作為內地各進出口公司在香港的總代理,廣泛與世界各國加強貿易聯系,華潤曾是我國最大外匯來源渠道,圖為1958年香港大中書局出版的世界地圖,是當時華潤員工開展代理業務的重要參考工具。

176年前,從一紙《南京條約》開始,香港便寄人籬下、顛沛流離。英國人來了,把它作為向中國傾銷商品、榨取資源的中轉基地;日本人來了,燒殺搶掠,3年零8個月的淪陷,使這顆東方明珠幾近崩潰;當抗戰勝利,香港有望回歸之時,又被蔣介石政府作為內戰籌碼,再次拱手相讓于英國。

一百多年的殖民歷史,香港命運多舛。而自1938年起,香港多了一位和她守望相助的親人!氨WC香港人民的生活必需,保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是國家賦予華潤的一項重大使命。于是,在香港人民那些無助的時刻,總有一股力量默默地奔騰涌動,守護安寧。

三年困難時期是許多老一輩人無法釋懷的災難,香港自然也深受影響。為保障香港民生穩定,在國務院專門成立的港澳出口工作小組的領導下,華潤承擔了絕大部分對香港的副食品出口工作任務,不僅要安排好貨源,還要保證及時運輸到市場。許多香港的老人們都還記得,那幾年,只要華潤公司運來的相關商品稍有短缺,市面的物價就會飛漲。但是,盡管大陸商品極度緊缺,對香港的供應卻從未中斷過,1961年春節,香港人民不僅能吃上糧油魚肉,啤酒和瓜子等年貨也能正常買到。

但困難不僅僅來源于物資短缺。1961年的夏天,從湖北運往香港的一批活豬,70%在途中中暑死亡,近500只雞只剩下16只存活……國家運力的整體緊張給港澳出口工作帶來了許多損失和極大不便。為了解決出口香港物資的運輸問題,1962年,經國務院批準,鐵道部、交通部、外貿部共同協調,從武漢、上海、鄭州陸續開通三趟專列,經由沿線各出口商品生產基地至深圳,專門運送出口香港的商品。而“三趟快車”的終點就是香港華潤五豐行。

>三趟快車線路圖

“三趟快車”的運行是一個宏大的工程,它需要各省建立出口商品供應基地,保證貨源;也需要鐵道部門全程協助,保障運輸;還需要華潤從深圳押運進入香港,并全權組織運送、銷售,乃至供求信息的及時調研反饋。這個“工程”從1000多公里外的祖國腹地開始,無數人接力,精密運轉了幾十年。幾十年來,無論狂風暴雨、酷暑寒冬,還是遇到洪水、地震、饑荒等自然災害,“三趟快車”都準時準點為香港市場輸送了“優質、適量、均衡、應時”的食用物資,確保了香港同胞的物質生活穩定。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三趟快車也從未中斷過。

>滿載鮮貨的列車向香港進發

1963年,一場百年不遇的旱災侵襲香港,華潤出動8艘輪船,24小時從珠江口晝夜不停運水至香港; 1972年,香港發生油荒,華潤竭盡全力進口石油、建設油庫,緩解香港的能源危機……只要在香港人民遇到困難時,總會有華潤人的身影。

>70年代華潤進口石油緩解香港石油危機

在現代香港繁榮與發展的過程中,華潤在兩岸之間所發揮的重要橋梁作用,是更大的價值所在。80年代,改革開放為中國打開了富民強國之路,同樣也為香港帶來了騰飛的機遇。

一方面,華潤把內地的外貿機構帶到香港,這些各省市自治區、各部委在香港開辦的窗口公司,為香港帶來了數量巨大的進出口及轉口貿易額,在其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交通樞紐和貿易中心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華潤“陪同”港澳商人和外商回國投資。在華潤的幫助下,外商逐步找到了進入內地的“大門”。

1978年,華潤總結1970年代中期以來在珠三角地區開展“三來一補”的經驗,促成國家有關部門形成了重要政策,推廣至全國,惠及香港商界,開啟了香港制造業向內地轉移的先河。這一舉措使香港的經驗、資本和管理優勢有了廣闊的發揮空間,香港的制造業獲得了內地低成本的勞動力等資源,各類服務業也得到全面高速發展,實現了從制造業轉向服務業的第二次經濟轉型。這些投資不僅使港澳企業獲得了較高的利潤,其實業化水平和全球競爭力也得以大大提高。

如果說香港綻放出了“東方之珠”的璀璨光芒,那么是祖國為她帶來了不絕的力量,而華潤人就是那光芒背后默默擦拭的勤勞雙手。

1997年香港回歸時,華潤與所有在港中資企業一起,擔負了大量組織和后勤工作。直到兩軍交接儀式時,在解放軍軍官那句“我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接管軍營,你們可以下崗,我們上崗”的莊嚴宣言中,五星紅旗于7月1日零點時分在中環威爾士軍營升起,華潤員工們都激動不能自已。那些深埋于游子心中的期盼與等待,終于收獲了巨大的幸福感。

從地下交通站到新中國外貿總代理,從僅有3個人的聯和行到現代化實業集團,那些知名或無名的前輩,他們用生命、青春、鮮血和汗水,將華潤與民族獨立的偉大進程、與新中國的輝煌歷程,建立起了無法割離的血脈聯系。這是華潤人初心的來處,也是值得華潤永遠珍藏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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