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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下欄目: 評論 社會 熱議 軍事
      來源:問對教育 編輯:戚務念 發布時間:2019-03-21 00:23
      摘要:前言: 比起城鄉流動兒童、農村留守男童,農村留守女童年復一年地處在更加壓抑的生存與生活狀態之中。 本文作者從2014年開始,在中部省份一所農村寄宿制學校開展留守兒童研究,試圖通過對一個班級的深度剖析,描

       一個班級里的留守女童觀察

        前言:比起城鄉流動兒童、農村留守男童,農村留守女童年復一年地處在更加壓抑的生存與生活狀態之中。

        本文作者從2014年開始,在中部省份一所農村寄宿制學校開展留守兒童研究,試圖通過對一個班級的深度剖析,描述農村留守女童的日常生活、學習、情感,考察其社會地位、生成原因,并探索關愛策略。

        不可否認,農村留守兒童屬于弱勢群體。然而,在這一群體中,留守女童卻處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作為一個更加特殊的群體,農村留守女童始終沒有得到足夠重視:據2013年全國婦聯發布的《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中國農村留守兒童(0~17歲)數量達到6102.55萬人,其中留守男童占54.08%,女童占45.92%。在學齡前和義務教育階段,家長往往將女孩留在家鄉,選擇帶男孩進城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更好的生活條件。

        而在大齡兒童中,情況卻相反:家長會讓完成義務教育的女孩盡早進城打工,以補貼家庭收入,而男孩則可以繼續接受教育。

        “今天的女童,明天的母親”——留守女童今天的生存與發展狀況、性別平等的實現狀態,不僅影響今天農村家庭的和諧與農村社會的秩序,還必將影響著中國下一代國民的素質和未來社會的發展。

        從2014年開始,筆者在中部省份一所農村寄宿制學校——草山小學蹲點收集資料,開展留守兒童研究,試圖通過對一個班級——五年級(2)班的深度剖析,描述農村留守女童的日常生活、學習、情感,考察其社會地位、生成原因,并探索關愛策略。

        01

        

        草山小學所在的徐坊,有8萬多人口,是農業大鎮和蔬菜基地。因農業基礎好,改革開放之初,該鎮外出務工者寡。上世紀90年代,因周邊鄉鎮的村民外出務工收入不錯,徐坊農民外出務工,在世紀之交終成熱潮。如今,當地的農田雖不似一些地方處處拋荒,但勞作隊伍中鮮見45歲以下者。

        草山小學是一所寄宿制完小,服務周邊15個村莊。不論距離遠近,學生在三年級起均住校,每間宿舍6張上下鋪的床,男女生宿舍在一棟樓。校內尚無熱水供應,學生們不論春夏秋冬均用冷水洗漱(包括洗澡)。

        五年級共有學生98名,其中留守兒童36人(男20名,女16名)。筆者展開調研的五年級(2)班共有47名學生,其中留守兒童23名(男11名,女12名)。

        祖輩監護人承擔著留守兒童的日常照料責任。留守老人一般年齡偏大,且勞動負擔較重,對于留守女童只能提供最基本的生活照料。

        因為老人的精力不足,一些留守女童也能理解并無奈地忍受著生活的艱苦。

        徐坊處于亞熱帶季風氣候,冬季氣溫低,但在2015年冬季的五年級(2)班女生寢室里,筆者發現4個床鋪上沒有適合過冬的被子和墊褥,而這4名女童均是留守女童。問其原因時,她們表示“反正堅持一下就放假了”“爺爺奶奶沒有送,我也沒有給他們打電話”。

        筆者在家訪中發現,監護人對此表示知情,但是“她說不冷,可以跟同學擠著睡,我們就沒送。家里好多事要忙”。

        在走訪中,筆者發現,有一些留守女童則因為親戚中有年齡相仿的同伴,能得到一些親戚淘汰下來的舊衣物,穿在身上還相對合身。還有些老人覺得自己“太窮,買不起新衣服”,因此不愿意給留守女童購置新衣物。

        來自N村的玉娟11歲,父母離異,父親在溫州打工,她和爺爺生活在一起。2015年夏季,筆者的研究助手發現她穿的衣服都比較破,有一條裙子的兩邊還開了線,雖然沿著縫隙別了幾枚別針,但仍露出了腰上的肉。

        玉娟表示,爺爺忙著打牌和種地,并不知道自己的裙子開線了,“別針是我弄上去的。”即使提起這事,爺爺也不會給自己買新衣服,因為“他覺得新衣服太貴了”。

        相對而言,非留守女童的衣物要更干凈和得體。如父母均在家的詩蔓,11歲,不僅皮膚總是顯得很白凈,衣服也時尚可愛,并且扎頭發的橡皮筋非常干凈。

        對于留守女童而言,在父母中的一方(尤其是母親)或雙方回來后,能夠得到更加精細周到的照料。來自P村的聞琴12歲,家里只有年近八旬的奶奶照顧她。“爸爸媽媽在家的時候會給我買新衣服,奶奶就不會。奶奶年紀很大了,只給我做飯,和她在一起生活,我變得都像個男孩子了”。

        除了父母不在家、留守老人精力不足、經濟狀況不濟等原因導致的留守女童衣著上低于其他人之外,在一些家庭中,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的留守女童和留守男童在衣著上也有著顯著的不同。

        來自D村的蓮蓮,11歲,父母離異,與哥哥跟著爺爺奶奶一起生活。2015年的整個冬天,她的穿著幾乎都是一樣的:一件肥大的紅棉襖和秋褲。用其他女孩的話來說,“那件衣服又臟又舊,一看就是老人穿的”。她穿上秋褲后露出腳踝和半截小腿,腳上穿著一雙絲襪和夏季的布鞋。

        當筆者去家訪時,她依然穿著那身衣服,唯一不同的是,腳上穿著哥哥穿舊了的帶泥的男士運動鞋。站在身旁的哥哥則穿著長度合適、干凈整潔的運動棉襖和牛仔褲,以及較新且較干凈的運動鞋。

        蓮蓮偷偷地說:“爺爺奶奶對哥哥更好,會給他買衣服,但是不會給我買。”很怕奶奶的蓮蓮不敢跟奶奶說,因為“她會罵我”。這樣的個案并非孤例,也并非僅僅表現在穿著上。

       一個班級里的留守女童觀察

        02

        

        每周一,幾乎所有的學生都會從家里帶菜。從家里帶來的菜中學生的喜歡程度依次為:切片烤鴨、煎雞蛋、瓶裝橄欖菜、臘腸/肉、辣醬、蘿卜干和雪里蕻腌菜。大部分留守兒童都會帶蘿卜干和雪里蕻,因為其原材料“便宜又好弄”。當他們饞了的時候,也會“求著爺爺奶奶到鎮上買好吃的咸菜”。

        在大多數祖輩監護人看來,“能吃飽”就已經是他們為留守兒童提供的最好的照料,也“不會對不起孩子的爸爸媽媽”。

        “吃什么”,除了家庭經濟的原因,也可以發現兒童在家庭中的地位安排。就女童而言,不泛有性別的因素。每個星期蓮蓮的奶奶都會給哥哥做幾個煎雞蛋,蓮蓮則沒有份。寄居在外婆家的羽希也抱怨外婆“每次分吃東西的時候,表哥的都比我多”。

        飲食中的性別不平等,在佳蕓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12歲的佳蕓和11歲的佳明是堂姐弟,他們跟著70多歲的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

        一天晚上,他倆在學校食堂一起吃飯。佳蕓捧著一碗白飯,上面鋪著一點蘿卜干;佳明的碗里則盛著一份土豆絲,還有幾片臘腸——這是佳明爸爸讓爺爺去徐坊買的。在草山小學的學生心里,熱議,從鎮上買東西帶回來是一件非常值得驕傲的事情。后來,筆者發現佳蕓每周帶來的都是蘿卜干,佳明有時候會帶來炒瘦肉、臘腸等。

        佳明表示:爺爺奶奶對自己更好。奶奶經常帶自己去買很貴的衣服鞋子,不給佳蕓買。奶奶還會買了零食偷偷地給自己吃。

        這種差別對待,佳蕓并不生氣。“這是應該的呀。女孩子長大了總要嫁人,就像潑出去的水一樣。我媽媽說傳宗接代還得靠男人,所以對我弟弟好一點。”佳明也非常清楚其中的原因:農村重男輕女吧。女的讀書讀得再好也是別人家的。大人們天天都這樣說。

        不同的食物象征著兒童在家庭中的不同地位,而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竟然只是因為性別不同。而這除了導致心理方面的壓抑和不公,更帶來身體健康和成長發育方面的直接不公。

       一個班級里的留守女童觀察

        03

        勞動

        家庭勞動分日常的家務勞動和農活兒兩類,而農活兒又分為日常時節與農忙時節。父母外出必然帶來家庭勞動力的減少,但農活兒負擔并不會相應地減少。

        2017年7月15日,南京。10歲的留守兒童郎湘湘在水稻田里幫助奶奶拔秧苗。平常奶奶一人忙里忙外,她從小就學會了幫助奶奶干農活兒。湘湘希望長大后能當醫生,當醫生可以幫助病人解除病痛。

        除了極少數留守老人年齡太大、身體吃不消或者田地太少而選擇不種地,田間勞動大多數由留守在家的成年人早出晚歸地承擔著。幾乎所有的男女留守兒童均表示除了在農忙的時候幫一點忙,平時在家不用做農活兒。

        監護人的這一安排,有的出于心疼孫輩的考慮,有的出于對孩子能力的不信任考慮,有的擔心家務勞動分散孩子精力。

        當地的水稻收割有兩季,那時不管是留守男童還是留守女童,都會或多或少地參與到農忙中來。

        留守女童農忙時農活兒負擔的輕重主要取決于三個因素:一是是否尋求外力幫助;二是外出家庭成員是否會返鄉承擔農活兒負擔;三是留守女童本人的年齡和體格?傮w而言,留守女童承擔的農活兒較少且較輕。但也有參與過農忙勞動的留守女童表示“很累”,“在田里要從早忙到晚,沒時間做作業”。

        不論是留守女童還是非留守女童,都要承擔平時的家務勞動,不同的是,非留守女童們“只需要掃掃地,洗洗碗”。父母的外出務工,自然地就增加了留守女童的家務勞動量。如果監護人不能盡到家庭照料的責任時,家務活兒便幾乎全部落到留守女童身上。

        在一些隔代家庭中,留守兒童的家務勞動負擔有著明顯的性別差異。以佳蕓姐弟為例。每當放假時,爺爺奶奶去田里干活兒,佳蕓幾乎包干了所有家務活兒:把家里的雞趕出去,把牛牽到山上去吃草,放;貋砗髵叩、打水。如果爺爺奶奶中午回來晚了,佳蕓還得負責燒飯,“爺爺奶奶不會讓弟弟們做家務”。

        蓮蓮的哥哥比她大4歲,已經讀初中了,但蓮蓮的家務勞動量遠比哥哥多。每個星期天都是蓮蓮最忙的日子,因為星期天她和哥哥都要洗澡換衣服,奶奶讓蓮蓮去洗兄妹二人換下來的衣服。每次,蓮蓮要把井水搖上來,洗上一兩個小時的衣服,哥哥則在一旁舒舒服服地躺著看電視。

        不論是家長還是監護人,大都認為留守女童承擔更多的家務勞動是天經地義的事。在他們眼里,這非但不是性別歧視,反而是“為她們的將來好”“女孩子不勤快傳出去丑,會被人笑”“不會做事以后嫁都嫁不出去”。

        留守女童大多意識到了自己在家庭勞動分工中的壓抑地位,對此心態各異。少部分認為理所當然——在當地農村,幾乎所有的家庭都是女性操持家務,男性即使是閑著也不會在家務活兒上“搭把手”。

        大部分則對此表示一種感恩回饋式的理解。另有一小部分留守女童雖然感覺到非常不公平但無可奈何地必須接受。也有少數留守女童并不會承擔家務勞動。如子璇的奶奶反映,子璇性子烈,讓她做家務,會生很大的氣,爺爺奶奶都有些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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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親情

        留守家庭的遠距離聯系方式主要是電話,寫信、發短信等交流方式比例很低。電話交流的頻率為一周一兩次,少數家長給孩子打電話的頻率低到一個月甚至幾個月才打一次。

        留守女童們很少主動給父母打電話,主要原因有“打電話太貴”“不知道爸爸媽媽的電話號碼”“想打,但不知道說什么”等。

        父母打電話回來聊得最多的是學習,其余的很少說,而且主要集中在叮囑 “要注意身體,生病了會影響學習”“聽爺爺奶奶的話”;至于別的,如飲食、衣著和心理,則不多過問,問多了可能傷和氣。

        有些留守女童在與父母電話交流時,顯得早熟懂事,“爺爺奶奶讓我多說些開心的事情,少說不開心的事情”,尤其是她們認識到父母工作的辛勞時,更是選擇報喜不報憂,將不愉快和委屈埋藏在心。

        另一些留守女童沒有向父母傾吐情感則出于顧慮,“爺爺奶奶冤枉了我,我就想告訴爸爸媽媽”,但害怕爺爺奶奶批評指責,“這樣就對我更不好了。”“有次媽媽給我打電話,我說著說著就哭了,媽媽也哭了。奶奶趕緊上來奪走電話,說媽媽‘你干什么非要惹到她哭’。”

        多數留守女童接到父母打來的電話時非常開心,表現得很樂意交流。

        但也有例外,周末筆者來到亞麗家時,剛好她的媽媽打來電話,整個過程持續五六分鐘,亞麗自始至終并沒有喊一聲“媽媽”,偶爾擠出“嗯”“好”的字眼,一句完整的話都沒有說,結束時也是直接掛掉電話,沒有說“再見”。

        也有的留守女童表示,爸爸媽媽打電話回來并非完全是出于對自己的關心。一位留守女童的弟弟和爸爸媽媽在深圳工作、生活的時候,爸爸媽媽不怎么給她打電話,“一年最多一兩次”,每次返鄉也從來不給她帶禮物或玩具之類的。直到弟弟回來上學后,“他們才每個星期都給我打電話,也是弟弟接電話接得多,即使是我先接的電話,沒說上幾句他們就要跟弟弟說話。”

        在農忙、春節期間,外出父母多返鄉待上一兩周,在暑期留守兒童可以進城探望父母。這段時間對于留守女童格外珍貴,她們從父母外出的第一天就盼望著父母回家的那一天,短暫地相處夠她們回味上一年。

        可是,才剛剛享受到家庭團聚的溫暖,父母又要外出打工了,而分離是“最痛苦的時候”。

        一個留守女童表示,爸爸媽媽臨走前的那個晚上,她一直在默默流淚,枕頭都濕透了也停不下來,不敢讓爸爸媽媽聽到只好用被子捂住嘴巴。第二天早上,她早早地就醒過來,很難過,不想看著他們走,于是一直等爸爸媽媽走了才起床。

        女童們只能無奈地接受父母的離開。

        聞琴在一篇作文中寫下了想對爸爸媽媽說的話:“每當您們帶著弟弟走時,我也好想去。記得那次我看著您們出發時,我追上來了,您卻遠遠地把我甩開了,我只能傷心地走了。我邊走邊哭,心想:你們不帶我去是因為如果我在那讀書再加上弟弟在那學習,肯定要花好多錢。”

        幾乎所有留守女童都希望能考大學去城市生活,但是也有留守女童表示“城市里的生活還不如農村”,因為父母忙于工作,無意之間忽略了培養親子感情。

        有些父母意識到隔代監護的不足,盡量在行動上作出彌補,比如父母中的一方在適當時機返鄉照顧孩子。

        相對而言,祖輩更傾向于威權專制的教育理念和簡單粗暴的教育方式,他們簡單地認為,與孩子有語言交流、甚至只是發號施令、訓斥也看作是“聊天、談心”,而并不去想用什么法子讓難過的孩子開心點。他們甚至認為“打罵就是管得嚴”“管得嚴對孩子好”。

        那些有過外出務工經歷的家長往往有著更先進的教育理念,在回鄉后往往更多地采取溝通、民主的教育方式。

        總之,農村留守女童的社會地位堪稱“弱中之弱”,在衣著、飲食、家務勞動、親子溝通方面,幸福感不僅低于其他群體,甚至低于在同一個屋檐下的留守男童。

        這種平淡無奇、習以為常的壓抑的日常生活狀態,其實是家庭與社區對于農村留守女童的地位安排,持續不斷地被灌輸的“重男輕女”思想甚至讓留守女童內化于心并外化于行。

       一個班級里的留守女童觀察

        05

        學校

        就日常生活而言,除家庭,學校占據著農村留守女童的最主要時空。相對于家庭與社區生活中重男輕女的地位安排,留守女童在學校生活中可以得到一定的教育關愛與支持。

        寄宿制學校在某種程度上抹平了留守與否的區別。

        針對農村留守兒童的關愛和保護問題,黨和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農村寄宿制學校的建立,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留守兒童數量眾多的一個政策回應。

        從草山小學的調查表明,寄宿制學校也確實在一定意義上抹平了留守與否的區別。

        草山小學因為留守兒童眾多,常常成為“留守兒童關愛行動”的重要基地。就日常工作而言,學校與老師基于自身的理解和價值立場,也會開展一些日常關愛,只是沒有特別區分而已。

        比如,在用餐期間,有些班主任會陪著孩子在食堂吃飯,一是督促養成好的用餐習慣,二是制止倒剩飯剩菜以保證營養。又比如在就寢后,學校值班領導、老師和班主任會下到各個寢室,查看學生是否在寢室、被子是否蓋好了、是否存有安全隱患等。從這個角度上說,“我們就是他們的代理家長”。

        在每年的“六一”兒童節、元旦,何老師都組織班級晚會,每次都會寫上長達4頁的主持詞,讓學生踴躍參加節目——他想讓留守兒童也感受到集體的關愛,并積極表現自己。

        有一次,何老師專門用了一節課教學生“如何給自己遠方的父母送去生日祝福”,讓他們將父母生日和電話號碼寫在小卡片上,在父母生日當天打個電話送去祝福。

        2015年,一批來自江蘇的特級教師來草山小學送教時,也表示,一眼就看出何老師班上的孩子與別班的孩子不一樣,“他們臉上更陽光,更有朝氣”。

        這些自發的關愛行動表明,老師更多的還是將留守兒童看作一個統一的群體,甚至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也不會作太大區別。

        這種“一視同仁,重點關注”的留守兒童關愛模式,在農村學校中比較普遍。當然,他們的這種草根“全納”理念,在遇到具體問題時也會具體對待。

       一個班級里的留守女童觀察

        06

        老師對留守女童的看法不一

        就留守女童與非留守女童的性格比較,老師們持有不同的觀點。

        一種認為,留守女童和非留守女童沒有任何差別,留守女童甚至比非留守兒童還要“聽話”。

        沈老師(女,30歲)認為原因在于“非留守兒童有父母在身邊,會比較放肆和任性,想著自己出了事反正家里有人‘撐著’”。但是,在沈老師看來“留守女童獨立性也比較強,在學校里每天都有同學陪著,也沒有覺得她們不開心”;谶@種認識,“我覺得她們不是問題兒童。她們有些人成績比非留守兒童還要好”。

        可見,留守女童表現出來的“乖巧”、獨立性強與學業成績優良等“閃光點”和“優秀品質”,掩蓋了教師發現其弱勢地位的眼睛,因此并不會開展針對性的關愛行動。

        另一種則認為留守女童與非留守女童有著很大的區別。

        張老師(女,40歲)從一位老師兼母親的雙重角色出發,認為“有家長在身邊和沒有家長在身邊的區別是很大的”。

        這種區別表現在缺少父母之愛的會變得比較冷漠和內向,性格比較古怪,遇到青春期生理問題則茫然無措,“農村這樣的環境,信息比較封閉,都沒有人教她們,女孩子們從哪里知道青春期知識呢?”

        一位留守女童曾經向筆者的一位研究助手反映,“我和爺爺奶奶住在一起,我不好意思去問他們(關于青春期的知識),只能周末打電話問媽媽。”

        第三種觀點則認為留守女童與非留守女童有區別,在一些方面留守女童的行為表現等要優于非留守女童,但是在另一些方面又要比非留守女童要差。

        何老師則是這一觀點的代表。他認為留守女童在學習成績方面要優于非留守女童,原因是“留守女童的大腦更靈活一些”,進一步追問原因則是“留守女童的家長大腦比較靈活,能看清形勢,相應地他們的子女中聰明的孩子也多一點”。

        同時,何老師認為,一定時間內留守女童的心理和性格可能受父母外出打工的影響較大,“剛接手三年級這個班的時候,她們心理陰影是特別大的,覺得自己是沒人要的孩子”“我會選擇開導、鼓勵這些留守女童,以盡量減少不良影響”,但這些不良后果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慢慢消失,“到了現在,她們可能也慢慢習慣了這種生活,分不出到底是留守女童還是非留守女童會更苦惱一點”。

       一個班級里的留守女童觀察

        07

        同伴

        寄宿制生活,意味著同學們朝夕相處的五天校園生活與各自分開的兩天家庭生活的交替進行。面對“是喜歡在家里還是喜歡在學校”提問時,留守女童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回答“喜歡在學校里的生活”。

        雖然在家里飯菜口味得比學校好一些,但是祖輩監護人因為要在田間地頭務農,留守兒童常常獨自面對空蕩蕩的房間?措娨暢闪怂齻冎匾纳踔潦俏ㄒ坏膴蕵坊顒,有時候電視也不讓看。

        在學校里,可以和同學們說好玩的事情,玩游戲,每天都有說有笑的。還有的同學在周末特別想學校時,會和同學一起騎車來學校玩,雖然翻墻進學校是一種違紀行為,畢竟“在家里太無聊了”“家里沒人陪”。

        在周末,也有些留守女童寧愿無聊地待在家里也不出去玩,一個原因是“村子小,沒有與自己年齡差不多的女生”。

        另一個原因是“怕被欺負”。有一次,蓮蓮和哥哥路過家里附近的宗族祠堂時,被幾個男孩攔著,說他們把祠堂里的凳子弄壞了。“其實是他們干的,賴到我們頭上”,后來奶奶就不讓他們出去了,說“人家看到我們家里沒大人,就欺負我們”。

        而在校園里,尤其是寄宿制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留守與否對于留守女童的影響。

        與村莊和家庭生活不同,校園生活中每個人都是離開了父母的,因此“并不會覺得她們有爸爸媽媽在身邊就很嫉妒,不會特意因為爸爸媽媽在不在家而跟(或不跟)一個人玩。但是在家里,就會感覺不一樣”。

        非留守女童可以通過留守女童的穿著打扮、零花錢的多少來判斷其監護人是否關心她。一些非留守女童在意識到留守女童的困難之后,會更多地關心她們:“比如蓮蓮,冬天那么冷還穿那么少。我就告訴她讓她多穿點,不要感冒。她奶奶每周只給她一塊錢零花錢,甚至有的時候不給錢。我會多關心一下她們。”

        草山小學的女生和男生之間有一條無形的“三八線”,校內校外皆然。一般來說,女生只和女生玩,男生只和男生玩。

        在學校里,留守女童有著更親更密切的同伴群體。同伴交往帶給她們一種特殊的情感體驗,她們相互幫助,彼此尊重、理解與關懷,更加體會到自尊、歸屬與安定。

        由于家庭對留守女童的支持不足,她們在遇到困難或者心情不好,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求助于同伴。睡覺前,常常是她們最思念遠在他鄉的父母的時候,除了默默地思念,還會抓緊熄燈前的“臥談會”傾訴出來,“我們寢室晚上睡覺前還會躺在床上說會話”“想爸爸媽媽了,也會互相說說,因為她們都能懂”。

        讀書還是打工?當然是讀書。

        從研究團隊的走訪來看,無論是留守家庭還是非留守家庭,當地村民基本都很看重孩子的學業,其中留守家庭表現得更加強烈,甚至有的監護人表示“只要她努力讀書,砸鍋賣鐵也要讓她讀”。至于動機,走訪對象的表述雖然不同,但實質是一致的——“了解在外面打工的苦”“吃夠了沒有文化的虧”。

        與較高的教育期望形成反差的是,受祖輩監護人的健康狀況、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制約,留守女童從監護人處獲得的學習輔導卻非常少,大部分處于“需要輔導但是無人能夠輔導”的狀態。

        少部分留守女童可以“問同村讀初中的哥哥姐姐”,大多表示,“在學校,不會做的題目可以問老師問同學,在家里不會做就不知道去問誰。”雖然也有的會想到求助于遠方的父母,但要么不知道電話號碼,要么打了幾次電話都沒人接之后就放棄了這份希望。

        父母長期外出對于留守兒童學習成績的影響有多大?

        2014年研究團隊調研之初,當地學校領導、老師普遍認為,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學業成績沒有什么區別。

        后來,通過一次期中測試成績的分析發現,留守兒童的學業成績幾乎在任何一個班級、任何一門課程都比非留守兒童平均高出2~6分,而留守女童的平均成績又相對高于其他群體。

        后來研究團隊又以2015年五年級的期中測試成績為依據,依然得出相同的結論。這從一定程度上證明,當地的留守兒童學業成績與非留守兒童相當甚至略強。

        就對于兒童的教育期望而言,從長輩的訴說中,似乎看不出多大的性別差異。然而,從家庭教育投資看,卻有著較明顯的男孩偏好,主要原因是農村家庭“養兒防老”的傳統思想以及女童教育收益的風險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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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戚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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