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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網絡整理 編輯:無 發布時間:2019-03-20 10:59
      摘要:計生政策要遵循人口轉變科學規律 2014年03月10日 19:45 '正在加載中...' 核心提示:控制人口增長,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既非權宜之計,不是三年五載,也非永久之計,不能搞五十年,一百年,一代人過了以后

      計生政策要遵循人口轉變科學規律

      2014年03月10日 19:45

      '正在加載中...'

      核心提示:控制人口增長,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既非權宜之計,不是三年五載,也非永久之計,不能搞五十年,一百年,一代人過了以后,就應該及時調整,要有科學根據,要按照人口自身變動和發展的規律去行事。

      鳳凰網:各位網友好,歡迎大家收看鳳凰網評論頻道《自由談沙龍》兩會特別策劃,我是主持人戴韶芬,今天我們為大家邀請到的嘉賓是中國人口問題專家田雪原教授。

      田雪原:大家好。

      鳳凰網:田教授,您在1970年代是如何走上人口研究道路?如何參與當時人口政策的制定和人口理論的撥亂反正呢?

      當年但凡講人口多不好就會被扣政治大帽子

      田雪原:《新人口論》是1957年5月5號馬寅初先生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擬的一個提案,后來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注:當年7月5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這件事情就引起很大的震動,全國掀起了一個批判他的高潮。

      1959年的秋冬到1960年上半年,又掀起了第二次批判的高潮,我是1959年考進北京大學經濟學系,剛一開學沒多久,學校里和社會上正掀起應該算是第二次批判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風潮。在課余時間我就跑到北大期刊閱覽室,把馬老師發表的文章還有社會上批判他的文章都找過來,就在圖書館的一個角落,看了以后就有一個總的印象。馬老他過去是學財政的,他的專業是財政經濟,并不是人口學,但是他講的我感到還是挺有道理,講為什么要控制人口增長,人口增長過快同中國的經濟發展中的矛盾。

      我看到上百篇的批判文章里邊,講來講去那就是一樣:講人口多、不好,就是馬爾薩斯人口論,甚至說你就是中國的馬爾薩斯。因此就對你批判,就給你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反人類……一堆帽子,真講道理的不多,而且大量的都是政治大帽子。

      因為當時學淺才疏,剛剛上大學,不大能夠知道很多,但是總有一個感覺,老先生講的挺有道理,而且他自己當時講我雖年近80,自當寡不敵眾,但是我還是要戰斗到底,直至戰死為止,老先生那種氣魄對我們很有影響,當然我很快大學就畢業了,而且畢業了之后我也參加了工作,那么就到了撥亂反正,在這個期間我把原來看的一些東西后來保留了若干,再進一步學習學習看一看,越看越覺得原來的印象不錯。

      在粉碎四人幫以后,經過三中全會撥亂反正,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我就開始把這些資料梳理一下,因此后來我就寫了一篇文章,文章就叫《馬寅初先生新人口論翻案》,后來我就把這篇稿子給了《光明日報》,為什么給《光明日報》是因為《光明日報》第一,它主要面對科學界、文化界、教育界;第二,當年批判馬寅初新人口論的時候,《光明日報》是急先鋒,發表的文章上百篇,因此我想這個事他們也有責任,那么我的文章送給他們之后,他們就說你這個文章寫得很好,當年我們這《光明日報》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那么現在我們準備把你的文章作為重頭文章發表,他們先發表幾個短的,然后發表我這篇的時候差不多占了一版,還加了一個編者按,就是說作為過去對馬老師錯誤批判的一種清算。所以這篇文章發表之后就有比較大的影響,包括對馬老本人和馬寅初的家屬,包括對社會各界。

      人口理論撥亂反正關鍵:能否為馬寅初平反

      第二就是,那個時候七級部二院,宋健副院長,后來科技部的主任,國務委員,當時他們有一個小組在做人口預測,但是他們需要人口學家,于是他和李廣元等同志約我跟他們合作,把社會科學也加進去,變成自然科學跟社會科學合作做人口研究,把人口預測做出來,這個人口預測當時受到了錢學森的重視。錢老當時在國防科工委,還有我們這邊的許滌新,他是當時社科院的副院長兼經濟研究所的所長,因為我當時在經濟研究所,這兩位領導就把我們這個人口預測送給了當時中央主管人口工作的陳慕華同志,陳慕華當時是政治局的后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當時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的組長,她后來回信給我們說,你們的材料很好,我已經送到了政治局。因為當時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后,北京這里撥亂反正搞得熱火朝天,所以從人口理論方面來講,能不能夠給馬寅初平反,就牽涉到是不是能夠進行撥亂反正的問題,因為批判馬寅初后來就形成了一個教條,就是人口越多勞動力越多,勞動力越多生產力越多,生產力越多當然發展越快,因此,人口越多越好,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寶貴的,有了人,什么人間協定都能創造出來。

      如果不能夠把教條重新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不能把這個問題顛倒為正,那么對人口學包括相關的理論經濟社會理論的撥亂反正就是一句空話,所以這件事情做完之后我自己也深有感觸。

      人口預測更加表明,我們所要遵循的不應該是過去的教條,因此做了撥亂反正。還有就是1980年聯合國決定對中國要進行關于控制關于人口增長方面的資助,其中也有關于對人口科學研究進行的資助。當時根據談判,要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建立一個人口學研究教學的培訓中心,因此領導就找我談話,說現在要建立這樣一個中心,就一時動員我能不能夠到這個中心里來。我們這一代人,像我是1964年大學畢業的,沒有別的本事,但是都有一條,就是服從分配,領導叫到哪兒就到哪兒,走到哪兒就達到哪兒。因此也就沒有什么話可說,我就進到那里,就這樣走上了人口科學研究之路。

      但是因為我原來學的是經濟學,后來做的也是經濟學研究,要轉到人口學來講,經濟學和人口學是近親關系,應該聯系比較緊密,因為道理很簡單,經濟發展離不開人,無論是生產勞動力,還是總體消費,最終是人口的消費,因此和經濟學關系很密切,但是畢竟屬于兩個不同的學科。中國有句話就講,隔行如隔山,那么我轉到人口學那面,得要補上這一課,因此也有一個機會,就是1982年美國東西方中心邀請我去做訪問學者,我就成為了客座研究員,因此1982年到1983年我到美國那里補上了這一課,我就利用做課題的機會,結識了當時國際上的頂級大師,比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A.柯爾教授,比如G.S貝克爾,當時他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派代表人物之一,比如南加州大學的伊斯特林,他是孩子成本效益方面理論的創造者之一,比如澳大利亞的考德維爾,比如日本大學的黒田俊夫,這些人實際上都是頂尖級的人物,美國東西方中心的一大特點,就是專門找國際上知名的人到那里去做訪問學者,然后在那里每個人都要做一個seminar,都要留下一張paper,因此我結識這些人算是補上了這么一課。

      所以自然我就走上了人口學研究之路,不過我要說明一點,我在那里補上了人口學,盡量從人口學本身的學術規范從事人口研究,但是由于原來我是學經濟學,因此在我的研究和論著當中,還有很多經濟學的特點。

      鳳凰網:除了您前面提到的包括錢學森在內的三位領導,當時還有哪一些領導是非常重視人口工作的?

      鄧小平、李先念、萬里、陳云等關注人口問題

      田雪原:我所接觸或者我看到的一些文獻,當時對中國人口問題特別關注的,這幾位領導是最突出的,第一當然就是鄧小平,因為鄧小平對這個問題看得很透,中國人口多,這是個很大的問題,講到基本國情,他當時說,人口多底子薄,生產力不發達,這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他從這點出發建立了很多理論包括對實踐當中的看法。還有李先念,他當時對這方面也很看重,當然他的夫人也是這方面的專家之一。然后再比如萬里、陳云。陳云對人口問題的關注更早,因為他分管中央領導的特別是財經方面,因此他對中國人口數量、數質結構,從經濟學更關注一些。還有比如像王震,他也對人口問題很有看法。當然后來還有負責具體主管的陳慕華,對調查研究科學給予了很多支持。

      那么我認為這幾位當時對人口問題都很關注,留下了一系列的講話演講還有他們接見外賓的談話,這在他們論著當中都有所體現。

      鳳凰網:當時在計劃生育政策討論的初期,好像似乎也有十幾位專家是不同意計劃生育的,那據您了解的話,這些專家都有誰呢?他們都是怎樣的觀點呢?

      中央曾召開5次會議研究“一個孩子”政策

      田雪原:說到中國提倡生育一個孩子這個決策,是1980年3到5月,中央書記處委托中央辦公廳連續召開了5次人口座談會,在那個會上,大家展開討論,然后根據會議最后起草的文件才做出這樣一個決定的。

      據我現在的回憶,包括后來我起草的報告以及相關文獻、保存下來的資料和對當時情景的記憶,中央書記處委托中央辦公廳召開了5次人口座談會,大概情況是這樣的。

      參加會議的人中,現在有記錄可查的正式的與會者是63位,當然這里說“正式”因為其實來了不少,中央和國務院相關部門的部長,副部長,他們都有隨員,因此有一些秘書也是一大堆,還有其他的工作人員還有會議的組織者,因此實際上,那個時候頭兩次會議都在百人左右,規模挺大。63位正式與會者中,中央和政府有關部門的領導是25人,自然科學家19人,其余的是社會科學的專家。社會科學的專家包括的面很廣,包括比如說社科院、高校還有更多的主要是相關實際部門的研究機構。

      因為勞動部本身就是勞動科學研究所,國家計委有什么研究機構,其他地方都有,那么實際上這些社會科學家里邊,真正做社會科學本身研究的人比較少,政府部門研究機構的人員比較多,這就是19人,一共63個人。

      這個會議是由中央辦公廳的副主任馮文彬同志主持的。這里要說一下,因為這個會議是黨中央委托中央辦公廳召開的,因此其他的部門也就都來了。這個會議開始的頭兩次是在中南海的西樓會議室舉行的。首先是馮文彬同志講了一下背景,就講這是中央書記處委托中辦召開的這次會。對于中國人口問題大家都說人口太多,于是我們由過去的比如說提倡“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到后來就演變到我們現在,就提出來最好一個,最多不能超過兩個,很多人只能生育一個。對中國人口問題要不要從嚴控制,提倡生一個孩子可行不可行,會碰到哪些問題,我們要怎么來應對,他開宗明義,講得很明確:就討論這幾個問題,希望大家敞開思想,他特別強調要暢所欲言,意思就是說這是中央辦公廳召開的內部會議,大家有什么都敞開講,因為中央要制定政策要聽大家意見,要展開討論。

      我參加這個會,還是挺受感動,感動在中央能夠把這個問題拿出來,讓大家來發表意見,而且還鼓勵你們提不同意見,叫你們暢所欲言,這個事情在過去我們都很少聽見有這樣的,我覺得挺開明。

      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開了兩次后,接著就到了人民大會堂的安徽廳和廣西廳繼續召開會議。到人民大會堂的時候,我就發現社會科學方面的專家大大減少了,政府部門基本上還是原來的,自然科學家的人好像也有所減少,但這個會大家又談,完了之后,又回到中南海。到了中南海第二會議室,這次會就是陳慕華同志來主持了,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陳慕華同志在會場上最后的意見當中說,我們要向中央書記處寫一個正式的報告,這件事情就由田雪原為主來做。不能推辭,所以我就接受了這個任務,因此就有意識的把會議記錄中大家的講話錄音記錄都看了一下,所以這樣就了解得稍微多一點。

      而且那個時候,他把這個事情交給我的時候,沒有講要組織一個小組,就講了我一個人,討論的時候倒是人不少,但是真正動筆來做的就是我一個人,這樣當然我就稍微有一點吃力。最后把這個稿子寫出來之后,陳慕華同志又開了兩次較小的會議,這個就不能算五次會議了,只是專門討論了一下這個稿子。

      第一次討論以后做了一下修改,第二次又討論一次,最后一次會議就到了中南海勤政殿,勤政殿那就是中央書記處的辦公室了,在那里我就把起草這個稿子的經過和稿子拿到會議上進行討論,討論之后大家也提了意見,提的意見不多,最后就基本上稍微加一點修改,這個稿子就被交上去了,這項工作就算完成了。之后陳慕華同志想在當時的人代會上做一個報告,因此我又為他擬了一個關于人代會的稿子,但是這個稿子和前邊中央書記處的匯報提綱和匯報材料基本是一致的,并沒有實質性的其他改動,只不過比如抬頭和中間有些講法,更要適合于拿到人代會上去講,所以這樣就搞了兩個文件,一個就是中央人口座談會向中央書記處遞交的的報告,還有一個就是給陳慕華同志在人代會上起草的報告,當因為兩者一致,主要就是講向中央書記處的報告了。

      這個事情我就先介紹到這里,當然你剛才提到說有十幾位專家有不同意見。據我回憶,當時真正參加中央座談會第一次會議的主要有社科院的陳道,陳道當時是科研局的局長,還有張樂群,張樂群他是社會學家,還有兩位是人民大學的劉錚和鄔滄萍,他們兩位是人口學家,其他人現在好像不怎么多,自然科學家有宋健、李廣元有嚴仁英她是婦產科的專家,還有比如說吳敏等醫學方面的專家比較多,遺傳學的和生物學的也比較多,因為這些領域的技術和這個有關。

      當年參會專家均贊同計劃生育

      參加的科學家按照馮文彬同志講的會議討論,首先就是嚴格控制人口,提倡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就會上發表的意見來講,正面表明不贊成的我沒有聽到。會上因為大家幾乎是異口同聲,講到中國人口太多了,看看公共汽車就知道了。當時是1980年,改革開放剛剛不久,過去是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也是短缺經濟,糧票、布票,要買東西,手表、自行車、縫紉機,都得有工業券或者都有相應的票。這是因為在供給不能滿足需求的情況下,為了不至于發生問題,就多少個人一張票這么發下來。因此這實際上是應對過剩人口與經濟短缺之間矛盾的沒有辦法的辦法。當然現在的青年可能不一定理解。在當時就是這樣,你一個月就是28斤半的糧,半斤肉,還有什么半斤點心票幾兩糖,逢年過節才有幾兩花生幾兩瓜子,就是這么一種狀況。

      因此這種狀況就有一個問題了,現在人口這么多,控制一下對解決問題是有好處的,因此大家都贊成現在房子不夠糧食不夠,穿的不夠,交通緊張,都和人口多有關系,在會上我回憶不起來有哪位專家對這個問題表示疑義或不贊同,幾乎沒有。

      但是贊同并不等于沒有問題現在我再次回憶一下,在會上大家發表了一些意見,提出了一些問題,都是建設性的,也就是因為馮文彬同志講的,提倡生一個孩子以后,會碰到哪些問題,怎么樣來應對,這是關鍵問題,他鼓勵大家要敞開想,暢所欲言,因為并不等于說要控制人口、人少一點就好,問題是什么呢?當時提的問題主要由這么幾個,因為大家已經現在都知道了,第一個比如提倡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會不會引起智商下降?中國有個說法老大、第一個孩子叫老大憨,都很憨厚,第二個孩子比較聰明,但是最聰明的是老三。提倡生育一個孩子,那把老大留下,老二老三都沒有了,那我們智商不就下降了嗎。

      “老大憨”的說法沒有科學根據

      為什么這5次座談會開了2個月,就是因為會上大家提出問題來,然后休會,休會就得認真地去找資料,去做調查研究,然后對這個問題要拿出一個科學的解釋,提問題容易,要找到論證的材料就很不容易了,因此就得去找了。

      那么有沒有這樣一個說法呢?經過一番調查,在一些地區尤其是北方地區有這個說法,這個說法有點來頭,但原因是不是成立呢?因為科學和常識不能劃等號,究竟是不是科學就得去查,當時查了不少國內外資料,比如舉個例子,像美國飛行員的材料,美國飛行員當中第一個孩子占的比例大概40%,小半了,如果都是老大憨,那美國飛行員就不行了,實際上我們都知道,美國是空中強國。查到的很多材料顯示,成才的當上無論政治上、經濟上、科學技術各個方面看,并不都是老三占的多,老大也不少,老二也不少,所以老大憨的說法沒有科學根據。

      那老百姓的話從哪兒來的?為什么很多地方都有這樣一個說法?我們又到民間去做了一些調查,調查顯示了一個現象就是過去的生育率很高,解放前包括解放初,一般的家庭生個4、5個孩子,甚至5、6個孩子都是非常普遍的,全國解放以前的總和生育率和生育子女數相近,兩個不相等,但是差不多,那么都在4、5個。由于很多家庭都有4、5個孩子,有的更多,甚至超過10個,這種情況下,老大就扮演了一個培養照顧弟弟妹妹的義務了。老百姓當中就有一個說法,老大是女兒那就是半個媽,是男孩就是半個爸,他得代父母來管理后邊的弟弟妹妹。

      因此老大是管理者,在前邊指揮大家,你就得有矩有樣,后邊相對小的孩子上來是比較淘氣的,因此和猴三兒就很有關系,因為當時絕大多數家庭生三個是沒問題的,還有的更多,所以就出來這樣一個說法,而且和代際也有關系,到第三個孩子出來的時候,老大那時候就已經長半個大人了,幫助父母協理家庭了。

      所以這就得出第一個結論有這樣的說法不等于是科學的,并沒有科學根據,第二就是這個說法本身也要看看當時1980年的社會環境。1980年距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一年多,這一年多當中的情況發生變化,最重要的就是研究經濟學的人有一個共識,中國過去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已經走到了死胡同,不能繼續下去了,必須進行改革,改革怎么改,當然1980年的3到5月的時候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但是經濟學界的人有一個共識,計劃經濟不行了.計劃經濟不行搞什么?那和它對應的就是市場經濟了,當然當時市場經濟還沒提出來,但是大家都認為要發展商品經濟。因為商品經濟價值規律在過去的高度集中統一計劃經濟里是被否定的,這時候大家認為不搞商品經濟不行,商品經濟就是你生產的東西,不是為了自己需要,而是要拿出去做交換,進入到市場去的,也就是給別人生產的,交換價值就升值了,因此這個時候人們過去講的計劃經濟里的一些觀念,比如說特別是中國儒家的影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級下級父子親情這些東西占的份量,在商品經濟里就應該淡化了。淡化了以后人們看重的是交換價值,也就是父母和孩子中間的這種商品的投影越來越多了,什么東西都得拿到錢上來衡量,因此這個問題在婚姻家庭的關系上起的變化最后歸置到一點,如果過去生的孩子比如說第一個孩子第二個孩子,那么現在人們的婚姻觀念變化了之后,人們從一而終的觀念可能要起變化,可能離婚率會上升,未婚先孕出現的比較多,那先孕了以后還要上學怎么辦?那就做掉,因此提倡生一個孩子所留下的一個孩子并不等于都是老大,那么這種情況也就是說即使那種說法有點理由,提倡生育一個,不是老大的也在增多,因此就把這個風險降低了。

      所以這個問題,第一雖然有說法,但沒有科學根據;第二,經濟改革了以后,這個問題也在變化。因此對這個問題結論性的意見就是問題不大,問題不大,才敢做這個決定。

      后來還有幾個問題,比如像會不會出現勞動力短缺?因為提倡生育一個,那勞動力是不是越來越少了?勞動力的供給發生變化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會不會到短缺,就牽涉到總體上的判斷。因為當時中國是勞動力過剩的,人口勞動力相對于經濟發展是過剩的,就業問題很大,不像現在找不到勞動力,而是勞動力找不到就業的崗位,矛盾挺突出;還有就是提倡生一個孩子,要成長為勞動力,按人口學說得到15歲以上,按經濟學勞動學的說法是到18歲以后,因此并不是你生下來的孩子永遠不是勞動力,這里面還有個時間差,因此這方面總體來看問題不大。而且中國現在如果勞動力能夠降下來一點,可能對解決就業經濟發展更有利。還有比如老齡化,會不會過于嚴重?這個問題最后的結論性意見就是控制人口增長,提倡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少年人口降下來,當然老齡化老年人口占比相對就高了,引起老齡化這個問題也是可以肯定的,但這里邊有一個關鍵就是生育一個孩子這個政策要持續多長時間,如果老生一個下去,那將來老齡化問題肯定會相當嚴重,會解決不了。

      “一個孩子”政策最多不超過30年還有一些比如像代際結構等問題,最后歸結起來就是提倡生育一個孩子的政策要搞多長時間,最后結論性的討論意見是: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不是權宜之計,不是搞三年五年就可以。提倡三年五年有沒有效?會有效,但是如果三年五年以后咱就不干了,時間稍微一拉長做出來的貢獻很快就抹平了。但是提倡生育一個孩子也非永久之計。因為當時座談會上,有的領導跟學者講,說現在中國人口這么多,到處人擠人,是不是這個政策搞50年、100年也沒問題,那時候蘇聯那么大的面積人口才多少,看看加拿大,看看澳大利亞,看看美國,他們的人口,加拿大比我們還大,他人口有幾千萬,美國和中國差不多,比中國稍少一點,但它的人口是中國的多少,才是中國的四分之一等等。因此有人就提出來要持續更長時間,甚至于當時還有人提出來中國可不可以搞無嬰年,無嬰年就是今年這一年,政府下令大家都不準生孩子,搞無嬰年,這不有效嗎?當然這個問題不值得更多討論,這肯定不行,要搞了一年都無嬰年,到這一年的時候該就業的一個人都沒有,這一年就斷檔了,招生這一年也斷檔,當然不行,這是一種心情,但實際上不行。

      這里面就牽涉到多長時間為宜,既非權宜之計,也非永久之計,永久之計這些問題就嚴重了,因此多長時間就是問題的核心。當時從理論上就是要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所謂一代人,比方說20多歲結婚,25歲生育,25歲年就是一代人,如果你25歲生了孩子,再到25歲可能又是下一代,這是一代人的概念。

      當時的決策就把時間定在25年左右,最多不超過30年。為什么提出這個決策?因為可以緩解,比如搞了25年,搞了最多不超過30年,這30年當中比如勞動年齡人口可能下降一點,但下降很有限,因為要按經濟學得18年以后才能成長為勞動力,但是到25年,再過幾年就把這個政策調整了,問題不大。

      老齡化也是一樣,在二三十年里,少年人口降下來了,如果生育率到了25年以后恢復過來,老齡化就不至于過于嚴重,其他也是一樣,因此這個是當時最關鍵的問題,就是控制一代人生育率具體說就25年左右,最多不超過30年。

      中國人口發展戰略應分“三步走”

      當然后來在實踐中也就這樣做了。到了25年,我們設定的時間已經到了,因此這個時候,我就沒有直接提這個問題,而是在一些報告當中講,中國人口發展戰略“三步走”,所謂“三步走”,就是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調整人口結構,要全面看,不能夠只說一面,不顧其他,第一步,就要人口數量控制為主,要把過高的生育率降下來,來緩解我們人口增長過快的壓力。

      第二步,當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的時候就要逐步地實現由以數量控制為主,向素質提高和結構調整的合理化為主轉變,同時還要注意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

      第三步,在人口零增長以后,再來規劃適度人口目標,就是人口數量是適當的,素質是比較高的,人口年齡、性別、城鄉,地區分布基本上是平衡的,實現全方位的適度人口轉變。

      后來我看一看還沒有動靜,這個政策還沒有說法,因此到了30年的時候,說實在話,我就有一點坐不住,因為當初就是這么定的,最多不超過30年。當年我們參加過中央座談會這些人,當時我算是最年輕的都很大了,很多的同志已經作古了,都不在了,因此這個情況知道的人并不很多,而且他們當中知道的,也僅僅是會上聽到一些,但最后文件的出來,怎么經過,怎么論證,怎么起草,也不清楚。

      因此這時候我就感到應該有一種責任,應該把這個事情講清楚,把這些問題都公之于眾,而且我認為講得越明白,越清楚,對于政策的執行非但無害,而且很有利,而且這個問題也沒有更多的秘密可言,講的越清楚大家越了解,可能越有自覺性,因此在2009年,我首先就在《人民日報》上就發了一篇文章《中國人口政策回歸展望》,把當年的決策,指導思想,怎么樣做的,在里面做了一個闡述,然后我也提出來既然是這樣,現在提出來人口生育政策的調整不是心血來潮不是誰要怎么想,而是當年就這樣定了,我們是恢復當年的初衷,是兌現當年的承諾。

      因此我提出來三個方案,有三點建議,第一點就是雙方都是獨生子女,應該無條件的允許他們生育兩個孩子,第二點就提出來一方是獨生子女,另一方當然就不是,結婚以后也可以生育兩個孩子,第三點,再進一步,當時我也提出來,因為現在的生育政策是國家有一個政策,但是具體的生育政策,決定權,交給了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或者是常務委員會,他們去制定具體的生育政策,哪一個省市自治區,自己能夠保證我不生育三個以上,當然人口較少的少數民族例外,你就可以允許他生育兩個孩子,這三個建議簡單的說就是雙獨生二,一獨生二,限三生二,我也做了一下測算,就實行了這三條以后,生育率會有一點增長,但是并不會有大的增長,基本上大概就是,比如像出生率在前幾年,前七八年,八九年,大概可能提高1個百分點到1.5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一年你就是多增長150萬,最多不超過200萬,這樣改了以后就緩解了當年提出來的勞動力供給,因為我們勞動年齡人口2010年就已經達到了峰值,占比就達到了74%到75%,絕對數量在2012年達到峰值,十億。而現在就已經越過這個峰點了,開始了占比和絕對數量開始下降和減少,現在如果政策做點調整,在這個問題上就可以做補助,老年人口進展的也比較快,而生育率調整了以后,就可以緩解老齡化過快的速度,因此在這中間就牽涉到兩個關鍵的問題。

      一個就是1980年這樣做本身帶來了比較良好的效果,還有一個就是25年,30年到來的時候,應該及時做出調整,當然這一點,去年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終于提出來一方是獨生子女,啟動實施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調整,這兩個都是非常必要的。

      這兩個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就是前面我講到的,控制人口增長,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既非權宜之計,不是三年五載,也非永久之計,不能搞五十年,一百年,一代人過了以后,就應該及時調整。

      鳳凰網:從1980年“一個孩子”政策實行到現在,您能不能概括性的談一談都產生了怎樣的一些問題?除了您剛剛提到的老齡化問題,勞動力問題,還有沒有一些其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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